-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古建筑的贡献「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的贡献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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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古建筑的贡献「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的贡献」

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,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建筑。中国传统建筑无疑是中国文化中标志性和独具魅力的部分。今年,中欧北京校区凹凸空间举办《我们的“旅行”——梁思成林徽因古代建筑考察文献展》期间,曾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开展艺术讲座。

徐怡涛教授的父亲徐伯安先生,曾在清华担任梁思成先生的助手。徐教授从梁、林二位先生于战火纷飞中坚持田野调查、测绘古建讲起,分享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建筑,它独特在何处,又应该如何保护与传承。

在中欧凹凸空间这个展览(《我们的“旅行”——梁思成林徽因古代建筑考察文献展》)里,我们会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在各地考察古建筑的历程。

可能有人会觉得,国家都快亡了,天天在打仗,这些人还去测一些老房子,对国家有什么用呢?

但你只要真正理解为什么要研究古建筑,就会明白,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他们还要选择去测绘古建。

我们为何要研究中国古建筑

大家可能听说过“欲亡其国,必亡其史”,一个国家如果要复兴,你就不能没有历史。梁思成认为,他所做的研究就是为国家保存历史。

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,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,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,艺术的大宗遗产。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的灿烂文化,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,对我国历代文物,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,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。

—— 梁思成《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》

事实上,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个弟弟都是直接参战牺牲的,而他们夫妻二人在进行古建筑研究,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“各司其职”,都是为了救国。

1934年,梁思成与林徽因考察山西民宿

1931年起,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开始对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考察研究,历时十多年,累计考察了全国200多个市、县数以千计的古建筑,并对其中大多建筑进行了精细测绘。1944年,梁思成完成《中国建筑史》书稿;1946年完成英文版的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,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与辉煌成就。

现在我们国家做第三次文物普查,统计中国有多少不可移动文物,比如有古代建筑、墓葬、遗址、石窟寺等等,这其中建筑及与建筑直接相关的文物占到了大多数。所以建筑是文物的大宗。

而且梁思成还强调,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中国传统建筑,因为西方建筑我们是无法照搬的。他认为,中国建筑有我们中国人的性格、情趣、生活智慧在里面,和西方是有所区别的。“许多平面部署,大的到一城一市,小的到一宅一园,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,值得我们重新剖视。”

梁思成认为通过研究古建筑,可以培养美感,学习驾驭材料,进而产生新的设计,我们中国建筑科技的创造力就在“温故知新”中不断雄壮起来,这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。

1932年,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

梁思成手绘独乐寺结构图(梁思成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插图)

所以,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,一方面是为了复兴国家和民族文化,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培养建筑师的创造力,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。

林徽因先生也曾从美学角度阐述过中国古建筑的价值:

中国建筑的美就是合于这个原则,其轮廓的和谐,权衡的俊秀伟丽,大部分是有机的,有用的,结构所直接产生的结果。

—— 林徽因 《清式营造则例》绪论

当时,现代建筑学提出了有机建筑理论,认为西方古典建筑的附加装饰、雕刻过多,建筑的美应由建筑自身的构建、比例的均衡与和谐来达成,而不是“涂脂抹粉”。林徽因认为,中国传统建筑自身的美是符合西方现代有机建筑理论的,没有过多的附加装饰,是靠自身的比例权衡来达到美的效果。

中国古建筑“独特”在哪里?

梁思成从文化角度做的这段阐述更加深刻,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认识这些木构系统来研究建筑的,是为了研究它所承载的文化。

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……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,随我民族足迹所至,树立文化表志……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,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,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。

—— 梁思成《中国建筑史》

如何理解梁思成用到的独特、纯粹这两个词?

木结构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辉煌的一页,但其实木构系统不是中国特有的,西方也一直有,双方的差异在哪里呢?

我们先来看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为什么始终使用木材为主材。

建筑是体现社会属性的,中国社会的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长期适用木材为建筑主材,这分别是:人本社会,农业社会,等级礼制社会。

人本社会,是指中国社会至少从周代以后就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神权。而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神权是可以凌驾于世俗权力的,至今在一些国家教权都是第一位的。这对于建筑有什么影响呢?

比如西方盖一座教堂可以盖几百年,因为上帝永恒存在,盖的时间越长,代表你越虔诚。但在中国,皇权或者世俗权力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权力,皇帝、官署、坛庙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建筑,就不可能盖几百年,而需要快速营建。

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 山西应县木塔

快速营建对于建筑材料就有要求,要便于加工、便于预制化生产。所以,中国的木制榫卯结构,预制化、模数化生产,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特征,就是为了快速营造。

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个词叫“木妖”,指的是无度的、大规模的官方营造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,造成社会动荡,比如秦朝就是反面教材。所以古代大臣经常规劝皇帝少盖房子,宫殿盖简单一点。历代君王也越来越克制,中国古代的宫殿其实是越盖越小。

大家现在看故宫觉得很雄伟,但这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中是规模最小的宫殿,皇陵也越来越小,这就是儒家对皇权的约束。“人本”不是只有帝王,人民也在里面,家国是一体的。

所以木构就变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,因为它方便运输,可以快速营造,可以进行标准化和模块化的生产,所以它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。

西方的高品质建筑上也会局部采用木构。比如前几年巴黎圣母院被烧,就是因为它的屋顶部分是木构的,但底下的墙体不是木构,所以它的结构体系不纯粹。

所谓纯粹的木构系统,是无论宫殿还是民居、高塔、庙宇,虽然体量差异很大,但是都是木构建筑,是类型的纯粹。

为什么说“独特”?中国是一个等级礼制社会,衣食住行全部有等级,当宫殿和民居都用了同样的结构系统,如何区别等级?这就需要一些独特的东西,中国建筑中最独特、最根本的特征——斗栱就出现了。

西镇国寺(五代)的斗栱结构

斗栱在柱上起着承挑屋檐的结构作用,由斗、栱、昂等构件,通过榫卯拼搭而成,斗栱具有复杂的组合形式,可以起到标识等级的作用。

中国建筑学会的标识就是斗栱。东亚文明体系里的建筑普遍有斗栱,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。有斗栱的地方,就代表着中国文化渗透。而西方建筑是没有斗栱的,基本上都是一个简单的斜撑。

中国建筑学会标识

如果仅从结构作用上考虑,没有必要做出斗栱这样复杂的构件,正如很多民间建筑,用一根斜撑即可承挑屋檐,所以斗栱的出现,更是文化的体现,是等级社会标示身份的需要。

梁思成将斗栱之于中国建筑的地位类比于柱式(Order)之于希腊罗马建筑(梁思成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插图)

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之精神》中总结,“中国哲学超越人伦日用,而又在人伦日用之中”,这和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观点是一致的。中国古代的建筑,就是我们精神文化特殊的一部分。

所以我们说,建筑是由文化所创造的,又不断创造着文化;建筑是由历史所决定的,又不断书写着历史;建筑虽然受文明的影响,也可以塑造文明。

建筑所传递的秩序与文化信息

虽然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都有很大的不同,但今天的中国人和古人之间还是有精神上的共性。这种共性的建立,一方面是文字所传递的文明,还有一部分就来自于建筑所营造的环境和秩序。

发现和重建中国古代建筑中蕴含的“秩序”,也是我们建筑考古学的主要任务。这包括时间秩序、空间秩序、等级秩序、尺度秩序、材料秩序、建造秩序等等。

这些秩序蕴含着中国哲学的意向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人心,进而营造了社会的秩序。秩序是文化的载体,而文化体现了建筑的价值。

一个人从小在北京城里长大,经常去转胡同、故宫,和在深圳这样完全现代化的城市中长大的人,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说城市是有性格的,这个性格就来源于它的建筑。

空间的秩序

宋人范温《潜溪诗眼》曾以建筑的布局去比喻杜甫诗集的布局,解释为什么《杜工部集》以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作为开卷首篇:“前贤录此诗为压卷,盖布置最得正体,如官府甲第,门堂房室,各有定处,不可乱也。”

中国古代的几种基础屋顶形式,包括庑殿、歇山、攒尖、悬山和硬山。屋顶还可以分单檐、重檐,开间数、进深数则可以表达建筑的体量。

所以,现在你看到的建筑形式,在古代都是等级问题,它们会组合出复杂的等级关系。

比如,我们站在景山上俯瞰故宫,整个古建筑群可以分为中路和边路,中路建筑多是高大的重檐庑殿,边路大部分是单檐的歇山顶建筑。

“中”在中国古代是有政治含义的,在建筑群里居中的建筑,不管在体量还是装饰上都是最重要、最大、最高级的,通过对比衬托来体现建筑群里的主次关系。

假设故宫所有的建筑单体都不会变,只是把边路和中路对照位置,它还是不是中国古代的建筑?它就不是了。这就是宋人所说“各有定处,不可乱也”。

中国文化讲究“和而不同”,在中国古代建筑中,一个纯正的古代建筑的环境也是和而不同的。

即使是在中路,也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是重檐庑殿。我们看故宫前三殿——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,它们的体量和屋顶形式也是各不相同。

所以,从整体到中轴线的局部,也都会有高低的差异。但又不会让你觉得很繁杂混乱,这如何做到的呢?那就是在不同中有相同。

比如故宫的午门和神武门,都是重檐庑殿建筑,但开间数不一样,形状不一样。午门是一个凹字型,而神武门就是一个一字形的建筑。因为中国建筑是有方向的,午门是前门,神武门是后门,前门体量会更大。即使是一座民间庙宇,主体建筑的正面前檐那一截,也是被重点装饰得最华丽的。这就是中国建筑在方向、前后上的区别。

再比如乾清宫和太和殿,都是重檐庑殿的建筑,但开间数不一样,汉白玉台基的层数不同,甚至脊兽的数量都是有所区别的。种种相似和不同,就构成了文化的表达。

对比今天的北京长安街两侧,有很多千姿百态的现代建筑,每个建筑都有自己的诉求,都想表达自己的位置很重要,但其实是很混乱和喧嚣的。

但是你走在故宫里,一个将近0.72平方公里的范围,有最高等级的建筑,也有低矮的小房,你不会感觉很矛盾,而是很和谐,这就是中国建筑通过秩序性的表达所形成的效果。

时间的秩序

明代大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有一个描述:

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,其城郭必皆宽广,街道必皆正直;廨舍之为唐旧创者,其基址必皆宏敞。宋以下所置,时弥近者,制弥陋。

顾炎武是一个旅行家,走了很多的地方,他认为宋代以后的建筑就是落日余辉了。但这个“陋”是指简陋吗?我们会想现在看到的清代建筑,不是也很华丽吗?

历代斗栱演变图(梁思成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插图)

我们来看梁思成手绘的一张图,他呈现了各个时代斗栱高度和所占屋檐高度的比例变化。我们能看到,从唐到清,斗栱占屋檐高的比例是越来越小,清代的斗栱是密集而小,唐宋时是大而疏离,因此唐宋时代的建筑就呈现出宏敞之气,而明清以来就显得越来越拘谨、拘束。

材料的秩序

我们做过一个研究,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一座北宋建筑的木料。它的梁柱大部分用的是松木,深色的是榆木,绿色的是槐木。可以发现,比较软的松木,和比较硬的槐木、榆木,在斗栱部分是交替使用的,形成一种软硬搭配的复合关系。

《营造法式》序言中有一句话,“木议刚柔,而理无不顺”,就是材料的使用要考虑木材的软硬程度,合理搭配,来形成一种阴阳和谐的理。

当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分析,就知道要用同样的木材去做修缮。过去所有的构件都常用松木来修缮,那样其实它的那种秩序性就被打破了,很多历史价值也就修没了。

所以大家现在去参观的古建,解说牌上所讲的朝代,其实往往存在真假参半的问题。因为在一座建筑上,可能前檐部分是北宋的,后檐部分就到了元代,并不能单纯说它是哪个朝代的建筑。

建筑考古学要做的工作,就是把一个场景中的时空剥离开来。因为历史建筑的价值是基于时空,如果时空不清晰,它的价值就是模糊的。

比如故宫的午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清代建筑。因为清朝的《国朝宫史》里写午门建于顺治四年。但是经过我们从文献到形制的综合考证,发现它更多的是明代建筑。

午门建筑的历史时期考证

这种错误不是个案。清朝入关之前,沈阳故宫也就是地主庄园的级别,到了北京故宫,他们不舍得烧,主要做的是修理工作,但官修汉文史料中全是写的建,也就是我们说清朝“在文献上把故宫重新给建了一遍”。

通过建筑来理解历史就很有意思。我们经常说“明清”时期,似乎觉得这两个朝代很像,但从斗栱最复杂的转角部分来观察,会发现明朝的形制分期就像之前的唐宋,会有好几个时期的正常演变。

但到清朝是长时间的停滞,而且它用的还是明朝的形制。在建筑上,一个形制可以保持两百多年,这在之前历史上是没有的。这是为什么?

清朝统治者入关后长期强调满汉之分,提防汉人,他没有自信心像明朝一样开放地去处理各种关系,统治者的心态是维持当下对统治有利的局面而尽可能不要改变。所以从一个建筑的细节,就可以看到整个朝代的气运。

另外,我们的建筑中其实是有外来因素的,木构建筑中很多装饰花纹都是西来的,不讲可能大家都不会注意,所以我们文化的这种包容性、消化能力很强。

西方建筑风格演变则比较剧烈,各个时期不同文明和文化上的冲突,在建筑上表达得非常明显。而中国自秦以来大一统王朝的延续,使我们的建筑文化也一体延续下来。从中国建筑的一脉相承,我们也能看到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追求。

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传承

建筑考古学就是通过古建看到整个历史的流变,我们从构件的转变上还原建筑的历史,发现它是什么时期,哪些部分遭到了损毁,什么时期进行了什么级别的修缮。建筑就是一本史书,用它的物质材料,书写了它的历史。

过去的古建筑修缮往往是工程性修缮,重工程而不重视研究,但这样的修缮往往容易把历史信息、历史价值修没了,是所谓的“保护性破坏”。所以我们应该明确,修缮古建的核心目的,是为了尽可能保存和传承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。

徐怡涛教授和学生进行古建测绘

我们说文化遗产有历史价值、科学价值、艺术价值、社会价值、经济价值等等,但所有这些价值不是平行关系,而是结构性的“乘法”关系——历史价值是一切价值产生的核心,当历史价值消失的时候,所有价值都没有了。

如果想把历史价值长期传递下去,就必须改变现在工程性修缮的问题,如果每一次修缮都损失10%、5%,几百年以后,真的历史信息就消失了。研究性修缮才是把大量文物保存下去的方法。

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。在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中,我们能看到一个变化,文件并不是单纯强调保护文物建筑,还提到了全要素保护,包括地形、地名、水系等等;更强调要基于传统的价值,把历史文化的价值附加到现代城乡建设中,来产生新的价值。

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当代,是要通过产业价值的增值来体现的。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品牌,如果对文化遗产的研究、重视、保护和利用,能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提升价值的话,中国的产业就会随之提升价值。

我们看欧洲在文艺复兴前的文化成果,和同期的中国是不能比的。但文艺复兴以后,西方的文化地位急速上升,中国在清朝三百年间却是停滞甚至下降,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。这个反差不仅仅是工业、军事力量,还有文化。我们要通过文化去提升国家的价值,文化遗产是基础,因为它们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梁思成近一百年前就在强调,要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,通过对建筑的解读,让我们的创造力,对材料、对美的驾驭,和对文化的认知能够提升起来。

1933年,梁思成考察测绘赵州桥,其英文论文后发表在国际权威建筑杂志上并被李约瑟收录进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

相信随着政府的重视和提倡,以中国深厚的底蕴、人才的不断涌现,我们可以期待能够产生更好地引领时代、体现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建筑。

回头再看梁思成这代建筑史学家,虽然他们当年做的事情并不主流,也不热门,但为什么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他,为他办这样的展览?

现在一提到佛光寺,大家都会说梁思成的名字。人们之所以记住他、纪念他,是因为他抱定了为国家、为民族做事的态度,把生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现中,用这种价值发现去支撑中国的发展和复兴。

因为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有价值,所以,做这些事的人就会越来越有价值。

1937年7月,林徽因在佛光寺进行测绘

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比宋、辽时代更早的木构建筑,要认识唐代建筑,只有去研究日本飞鸟和奈良时代的实物。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坚信中国仍有唐代木构存世,经过6年艰苦的野外调查,1937年6月,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,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唐代木构建筑。

本文据徐怡涛教授在中欧凹凸空间艺术讲座中分享内容整理,经本人确认发布。文中梁、林照片及手绘图由梁思成家属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;其他学术图片为徐教授提供。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文章及使用文内图片。

来源 | 中欧北京

口述 | 徐怡涛

编辑 | 边晓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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